【儲朝暉】郭齊家:教導立命 找九宮格會議修明心性

郭齊家:教導立命 修明心性

作者:儲朝暉

來源:《光亮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五戊申

         耶穌2018年11月12日

 

1987年,郭齊家師長教師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中國教導思惟史》問世。因為當時癡迷教導研討,我認真拜讀全書,并做了詳細的圈點和筆記。這是郭師長教師第一次在我腦海里留下的深教學入印象。

 

1996年10月,桂子山丹桂飄噴鼻,華中師范年夜學召開陶行知研討國際學術研討會,我第一次與郭師長教師相見,仍不敢奢看有朝一日能成為他的及門門生。不曾想2001年,我幸運考進北京師范年夜學郭師長教師門下讀博。“二十年前家教進陶門,二十年后進郭門。”1981年,我,一個物理系學生,迷上了陶行知;2001年,郭師長教師手把手把我“牽”進郭門。我忽然發現,陶行知師長教師和郭齊家師長教師都是10月18日誕生,于是驚異于上蒼居然設定得這般奇妙。

 

  

 

摸索

 

1956年,郭師長教師考進北京師范年夜學教導系。但直到1959年春,他才和同學們一路重回課堂,享用著教導系毛禮銳、陳景磐、邵鶴亭、瞿菊農四年夜傳授同講一門“中國教導史課”的年夜餐。

 

當時的郭師長教師總覺得,“教導史還是比其他課程深奧一些。尤其是中國教導史,又沒有教材,老師講到現代的東西,援用什么話,孔子什么、墨子什么就聽得不是很清楚。上課的時候沒有教材,也沒給我們講座場地發講義,就在黑板上寫了一些講授的內容提綱。當時我們的古文程度也不高,老師如果沒有板書,我們就更不知所云。實際上我們聽了這些課程,真正記住的東西不是良多。如果上課前有個講義或教材就會好一些。”

 

1960年7月,郭師長教師畢業后留在了北師年夜,在教導系教導學教研室任實習助教。而1961年4月召開家教的高校理科教材會議決定,由北師年夜教導系編寫中國教導史教材,教導系把郭齊家從教導學共享空間教研室調進教導史教研室。他有機會給陳景磐、毛禮銳、邵鶴亭、瞿菊農四位師長教師當助手,借書、找資料,參與那時這一學科領域國內最強專業的團隊任務。

 

毛禮銳師長1對1教學教師后來說:“那時我就覺得他(郭齊家)是一位勤奮好學的青年,我有興趣培養他,給他壓任務,讓他早上講臺,公然有用果。”

 

為了編好這套教材,1961年6月,北師年夜陳垣校長出頭具名邀請歷史學家范文瀾、翦伯贊、邱漢生、金燦然、林礪儒召開座談會。郭師長教師回憶:“那次座談教學場地會對于教導史教材編寫來說,就是一個思惟束縛運動……給我們的傳授們帶來了很年夜的動力。”但是,這次思惟束縛并未一會兒就修成正果,在經歷了屢次共享空間備課、講課的循環后,教材生不逢時,總是出不來,直到1978年才由國民教導出書社出書。

 

1977年,郭師長教師結束在武漢家中的養病再次回到北師年夜,被設定在資料室任務,1982年,他再次登上講臺。當時正值改造開放初期,學生積極性高,聽課認真,這激發了郭師長教師對過往20多年中國教導史教學與研討的系統思慮,為了給學生供給更豐富的教導史知識,他開始本身編講義,將孔子、孟子等教導家關于教導對象、教導目標、教導方式的論述分別列述,條理清楚、資料翔實地呈現在課堂之上。

 

經過幾輪教學修正充實會議室出租,這些講義成為郭師長教師的第一本專著——《中國教導思惟史》,1987年由教導科學出書社出書。郭師長教師在這部書中盡力解決此前對中國教導史簡單化、單一化,批評多、確定少的問題。

 

毛禮銳師長教師對這部“多年教學與研討的結晶”評價很高:“總的看,我覺得這本書寫得是好的……既寫了現代教導思惟,也寫了近現代的教導舞蹈教室思惟,是束縛后第一本從古到今專論中國教導思惟發展史的書……它既重視教導思惟史料的發掘和收拾,也重視對這些教導思惟史料的剖析和駕馭。它既對每一個時期教導思惟總的傾向和特點加以歸納綜合和說明,又捉住每一位教導思惟家的個性有重點地論述,而不是陳舊見解、千人一面、毫無特點。它既小樹屋汲取了前輩人和當代教導史學界的研討結果,也有不少他本身獨特的剖析和創見。書中還采用了比較法,如對孔墨、對孟荀、對儒墨道法、對程朱與陸王的教導思惟有比共享會議室較的剖析,還有中與外比,前與后比,這也是我多年倡導的。總之,本書對中國教導思惟史進行了較深刻的論述,取材個人空間較博,剖析較密,撮要鉤玄,得其要旨,具有較高的學術程度,對‘中國教學場地教導史’學科建設也具有必定的價值。”

 

《中國教導思惟史》開啟了對中國教導史研討從教導思惟、教導軌制以及各專題進行多角度、多側面、多層次、多方式、多領域、多途徑研討的先例,分別獲1988年全國第一屆優秀教導圖書評選一等獎,1989年全國首屆優秀教導理論著作評選優秀獎。2010年,外文出書社出書了《中國教導思惟史》的英文版。

 

  

 

體悟

 

郭師長教師對中國教導史的研討,從儒家進門,對儒家學說相對著重,將孔子研討作為中間和起點。《中國教導思惟史》明確指出:“我國最早的教導思惟,是載于《尚書·周書》中箕子、周公的教導思惟……可是箕子和周公的教導思惟,依然夾雜在他們的政治思惟之中,尚沒有系統化。真正系統化、構成獨立體系的教導思惟,就還是從孔子開始的。”

 

盡管這般,郭師長教師還是一方面盡能夠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視角,對待中國重視教導的優良傳統和現代燦爛的文明,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中國教導思惟的發展總是具體的、歷史的、豐富的、多元的、多平易近族的、多地區的、多層次的立體網絡”,此中“儒家教導思惟占有凸起位置”。

 

郭師長教師懂得的“儒家教導思惟不是靜態的、狹窄的、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涵蓋面很廣的范疇,具有包涵性、延續性和滲透性的特點”,從孔子、孟子、荀子到《禮記》,它碰到過各種文明的撞擊與融會;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被漢朝廷采納后,又經過魏晉玄學的沖擊,再經韓愈的復道,宋初三師長教師的疑傳和疑經,構成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兩股分歧儒學傳承的教導思惟,是儒學與道家、玄學、釋教文明長期融會的產物。

 

對于儒家教導思惟自己,郭師長教師認為“是以品德教導為軸心,不甚尋求天然之所以的非宗教體系”。與歐洲教導思惟和印度傳統教導思惟比擬,儒家教導思惟的會議室出租顯著特點是教人若何“做人”,若何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的幻想,尋求“同天人”“和內外”“天人合一”的最高的、明智的幸福。

 

儒家教導思惟是一種群體本位的尋求“樂感”的樂觀教導,“極高超而道中庸”,尋求自律而反對他律。是以,儒家教導思惟“限制了實證科學的發展”,使教導與科學技術脫節,“它既給我們平易近族增加了光輝,也為我們平易近族的進一個步驟發展設置了障礙;它是一筆宏大的精力財富,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和累贅”,應當揚長避短,以有易無,把歷史的經驗教訓當作摸索教導發展問題的“歷史顧問”。

 

1978年后,不惑之年的郭師長教師自覺對中國傳統文明的懂得“開竅”了。“我覺得中國文明,不僅是一種知識,這知識背后還有一種精力,一種理念。”后來,他的變化是“逐漸從絕對的知識系統里超出出來,特別是對研討生的講課,課堂講授的知識要包括一種做人的東西,終極的目標是人文的關懷、終極的關懷。”

 

郭師長教師認為,中國現代教導是多元并進的。中國現代文明是靠教導傳遞下來的,中國現代各家文明都非常重視教導,文明的多樣性決定著教導的多樣性,此中最重要的是孔孟、老莊、墨翟,后來引進佛學,它們在各個歷史時期交錯發展;官學與私學的同時發展和競爭又使得具有層級特征的教導與文明競相崢嶸,官學的相對守舊、穩定、單一與私學的千姿百態、盛衰多變,使得中國現代文明有延續性而又不斷走向新的燦爛。

 

郭師長教師講解儒家經典及其注解時,會分門別類地闡釋道家、佛家在統一問題上的見解,旁征博引,顯現通達、圓融的思惟境界。他經常介紹本身在憂患之中依照儒釋道的聰明指引調節身心,修身養性,講座場地最終走出了人生陰霾的經歷,引導學生能夠真正將學問落實到性命里,夯實傳統文明中最為最基礎的“生命之學”。安身于對中國傳統教舞蹈教室導“綜合觀”的體悟,郭師長教師認為,中國傳統儒釋道三家經典體現的是廣泛的和諧,圓融無礙的性命聰明——

 

他看到了儒家德性、禮樂的聰明:“通過修身實踐的功夫,盡心知性而知天。通過‘居心’,做一個大好人,清算顯意識”;

 

舞蹈教室他看到了道家空靈、逍遙的聰明:“超出物欲,超出自我。強調得其安閒,歌頌天然性命以及性命自我的超拔飛越,確定物我之間的同體融會。通過‘修心’,做一個修煉人,凈化潛意識”;

 

他看到了佛家解脫、無執的聰明:“啟迪人們空失落內在的追逐,消解心靈上的偏執,破開自我的囚籠,直悟性命的本真。通過‘明心’,做一個清楚人,趨向無意識”。

 

郭師長教師以儒家研教學場地討為主,卻又不囿于此,以開放意識接納各家學說,完全懂得中華傳統文明。他一方面加深拓寬對傳統儒學的懂得,另一方面積極回應當下社會生涯中碰到的各種問題,用性命教化的聰明,這份珍貴的“中國教導的思惟遺產”,為中華傳統文明引進現代生涯創造條件。

 

弘揚

 

2000年后,郭師長教師以極年夜的熱情、強烈的任務感投進到弘揚中華傳統文明的事業之中。他曾經自述:“開始努力于在社會上普及傳統文明,在圖書館講課,也在社會上講”,“對我個人來說,這個時候的文明其實已經進進到崇奉層面了……學習中國文明,不但是要學習知識,主要的是要安寧心靈,讓我們的心靈沉靜下來,不那么急躁,我很重視這一點。”

 

其實早在1985年,郭師長教師就參加了一些孔子研討所的任務。1989年,中華孔子學會正式成立,他先后任副秘書長、副會長。在廣泛來往中,郭師長教師從哲學、歷史、思惟、文明、中西對比、古今對比等視角拓寬了對中華傳統文明的認識,“優秀傳統文明始終是中華平易近族的一種精力性命,是支撐個人空間我們前進的氣力”。

 

郭師長教師曾對新文明運動后中國教導現代化的各種思潮和實踐進行過深刻研討,他認為,“必須從頭認識傳統文明與現代化的關系。傳統與現代化既有一種對立、對抗的關系,也有一種包涵、延續的關系……傳統可以作為現代人的一種‘資料’‘資源’,假如運用得好,還可以變成現代發展的一個‘動力資源’。現代化不克不及經由全盤打垮傳統而獲得,只能經過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而慢慢獲得。”

 

郭師長教師剖析當下諸多社會問題,在于人們在尋求現代化的途中誤進功利、急躁的邪路,是以需求用平易近族本身的傳統文明來安寧心靈,他一方面通過寫文章,闡明傳統文明的價值、意義,若何用它解決現實生涯的問題;另一方面直接通過講課、講座、編寫讀本、支撐青少年讀經等社會活動,有興趣識地宣傳中國優秀傳統文明。

 

郭師長教師不遺余力地宣講,完整源于其內心對中國傳統文明的一片溫情與敬意,更是他作為學人的時代任務與擔當。行走在知識與崇奉之間,他認為講課是“己小樹屋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踐行,與人交談是養成“拈花淺笑”的佛心,無處不體現著“興慈運悲,不舍眾生”的情懷。“舞蹈場地我們學習《論語》《老子》等文明經典,不僅僅是為了增長見聞,或許附庸風雅,而是為了安頓本身的身心,涵養本身的性格,接上平易近族的傳統,使本身在六合之間可以站得穩、行得正,在紛紜的世事中找到一處心靈的樂土,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形合一’中尋求真善美的互詮、圓融無礙的人生境界。”

 

2004年,郭師長教師在北師年夜正式退休,應邀南下北師年夜珠海分校傳授《四書》等通識課程,這一講就是12年,直到2016年炎天才回到北京。他講《四書》的安身點是鼓勵同學們回到“人”自己,回到“心性”的修養上,而不是僅僅關注知識層面,關心分數,關心考試,要關注技術背后的心性,不克不及一味用東西感性替換價值感性,單方面用科學技術掩蔽人文精力。

 

郭師長教師指導學天生立國學社,學習和弘揚國學,每學期都會應用周末參加國學社舉辦的論壇,有時還會將本身搜集到的一些國學書籍帶過來送給大師。

 

教學

珠海當地良多公益團體都邀請郭師長教師往參加公益活動義務講學。只需條件允許,他都會不辭勞苦悵然應允,甚至有時不太便利,仍會盡量滿足別人的需求,或帶領國學社的同學走出校園,不顧一路顛簸近兩小時參加社會公益實踐,在知行合一中修習傳統文明。

 

郭師長教師屢次強調,中國傳統教導其“內在觀,即強調1對1教學啟發人的內在品德自覺性,心性的內在品德效能觀。中國傳統教導的顯著特點是啟發人的內心自覺,教導人若何‘做人’,若何在現實生涯中實現其‘治國平全國’幻想的進世精力,強調的是對本身的確定……自我求取在人倫次序與宇宙次序中的和諧。”真正的教導是心靈與心靈的碰撞,是靈魂與靈魂的感化,是性命與性命的依托,要培養學生具有年夜愛的胸懷、高貴的德性,以及善念的種子。

 

于述勝傳授評價郭師長教師,作為中國傳統教導的研討者,作為中國傳統文明的受害者,郭師長教師看到了中華平易近族文明經典背后不朽的價值,無論是對于個人心靈之安頓,還是對于平易近族性命之發展,抑或是中西文明之匯通,都有著深入的價值與共享空間意義。

 

傳承

 

郭師長教師非常重視學生教導,自1986年到2004年,共培養研討生30名。他請求本身對學生“以真誠對真誠,以性命對性命”,“五十歲之后,我還感觸感染到別的一點,那就是我的學生,學生的集體、個人對我的影響,我在指導學生的同時,也從學生那里獲得了良多幫助,這也是我需求感謝的一個方面。”

 

除了學業指導外,郭師長教師還非常關懷學生的人生和生涯,有針對性地介紹他們參加一些學術活動。進進師長教師門下,報到后不久都會被他叫抵舞蹈場地家里,在簡短清楚學業與家庭情況后,郭師長教師都會提出了一些請求,填寫培養計劃表,給每人開一家教份研讀學習書目。

 

每次有學生來家里,郭師長教師和師母都會熱情地準備茶水,逢年過節或周末,他會把學生們叫抵家里來聊聊天,餐敘一番,感觸感染一下家庭的氣氛和溫熱,更會對門生們進內行庭關系、貢獻怙恃、遵照校規等方面的提示和考察。

 

2004年,郭師長教師往北師年夜珠海分校從事中國傳統文明的教學,每周四門年夜課,每門課100多名學生,除此之外他還兼任其他學院的專業課。每次上課,他都會提早半個小時到教室,拿著縮小鏡照著本身的書稿筆記,在七八平方米年夜的黑板上寫下滿滿的四面板書。

 

學生們疼愛之余也有迷惑,為什么不把筆記打在課件上呢?郭師長教師說:“假如我不寫黑板字,同學們就不會做筆記了,課件他們也紛歧定看的。假如板書的話,我辛勞,他們也辛勞,同學們會做筆記,會記住一些。還有,我也當練練字。我們不克不及總是靠打字啊,久了連字都不會寫了,我們的文明載體不克不及丟掉啊!中國漢字自己承載了宏大的文明基因與密碼,一字一乾坤,一筆一畫皆性命啊!”

 

上課前,郭師長教師都會莊嚴地立正鞠躬,然后高聲說:“同學們好!”主動向學生行禮。后來,學生們也開始主動向師長教師行禮。一句“同學們好”,一句“師長教師好”,交織輝映成最亮麗的一道風景,成為活潑脈動的文明性命的課堂。

 

那感情、那力度能把大師都震動住,偌年夜的教室出奇地安靜,只留下講者的聲音久久回蕩。郭師長教師對學生說:“同學們啊,我年紀年夜了,講不了幾次,將來靠同學們了。我們學傳統文明,不只是在課堂上,更要走進基層中往。你們要真正地往踐行國學,到社區給老蒼生講我們的傳統經典文明。”

 

2011年,郭師長教師為國學社社慶題寫賀詞:“‘為六合立心,為生平易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承平’!‘和經典為友,與圣賢同業’!為每一個性命的喜悅幸福與中華平易近族的偉年夜復興而不懈盡力,愿與國學社同學共勉!”體現出了他對學生的殷切等待。

 

郭師長教師曾援用馮友蘭師長教師“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超而道中庸”的話寄語學生,勉勵大師修學儲能,傳承好祖國的文明。“我現在講的《孟子》,是五十多年前陸宗達師長教師講給我們的,現在我傳授給大師,這就叫作薪火相傳。等你們將來成才了,繼續傳給你們的下一代。當我瞻仰星空時,我仿佛感觸感染到我的老師在天上,像星星一樣看著我。而將來有一天我與他們相會,我也會在天上看著同學們,給你們氣力……”

 

這些話語情真意切,有心的學生就將郭師長教師講的良多課程用攝像機拍攝下來,甚至同樣的課程拍了幾屆分歧的版本,作為此后溫故知新的寶貴資料。

 

課堂上和論學時,郭師長教師很是嚴謹,往往會一臉嚴肅,一本正經。但在課下,他卻能較為開放地與學生交通,用實際行動詮釋一個儒者與師者為人處世的修養以及對家國全國的擔當。

 

郭師長教師身體力行,在現實生涯中為人師表,真正將學問落實到生涯實際之中,他對人總是謙遜和客氣,雖然良多人把他當名師敬佩,但他卻絲毫沒有高屋建瓴的模樣,舞蹈場地總是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生怕給別人添麻煩。

 

有一次,一位同學向郭師長教師投訴助教改作業過教學于嚴苛,以致于影響了他的學業成績和學習積極性。這件事讓郭師長教師為了難,他比較同情和懂得那位同學,于是就找到助教,想提示他適當寬松些,但又礙于平時本身請求的嚴謹學風,怕打擊助教的責任心,結果是半吐半吞。

 

那時的郭師長教師,與平凡講學時酣暢淋漓構成了鮮明對比,臉上竟呈現出有點糾結為難的神態。后來,學生們都覺得這事跟“啟1對1教學功不打假”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加倍體會到師長教師在寬嚴之間的仁愛之心,不由肅然起敬。

 

郭老師謙虛地認為本身屬于“困而學之者”與“學而知之者”之間的人,“我這平生其實也沒做什么年夜事兒,我是靠我的學天生就的。”他對學生們寄予厚看,認為“中國教導事業與教導思惟未來發展的標的目的是:安身本國,面向世界,超出傳統,綜合創新”,應該“以開放的胸襟,面對挑戰,廣采博收別人的長處,實現本身的變異和改革,以獲得外來文明的營養豐富本身,發展本身”。

 

郭師長教師真正做北師年夜校訓所請求的“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作為后學,我們應該學習他的風范與任務感,以及熾熱的家國情懷,學習他的為人與為學,學習他的英勇與坦誠,學習他高尚與平實融為一體。或許,有人做得有點像,但還差得太遠。

 

學人小傳

 

郭齊家,1938年生,湖北武漢人。北京師范年夜學教導學部傳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年夜學珠海分校法政學院傳授。曾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會顧問。長期從事中國傳統教導和傳統文明的教學與研討,主講“中國教導史”課程。1989年掌管的“中國教導史課程教學質量建設”項目獲北京師年夜優秀教學結果獎。1997年被評為北京師年夜“師德先進個人”,2017年當選“當代教導名家”。先后培養碩士生17名(此中英國留學生1名)、高訪學者和進修生10名(此中韓國、japan(日本)高訪學者各1名)、博士生13名(此中韓國留學生2名)。專著有《中國教導史》《中國教導思惟史》《中國現代學校》《中國現代考試軌制》《中國現代教導家》《中國現代學校和書院》《儒家文明與中國現代教導——文明薪火賴傳承》等,合著有《簡明中國教導史》《中國遠古暨三代教導史》《陸九淵教導思惟研討》等,參編有《中國教導思惟通史》《中國教導魂——從毛澤東教導思惟到鄧小平教導理論》等,主編有《中外教導名著評介》《中國小學各科教學史叢書》《中華國民共和國教導法全書》《中華國民共和國職業教導法實務全書》等,配合主編有《中國教導通史·宋遼金元卷》《中國教導史研討·宋元分卷》《中國教導傳統與教導現代化基礎問題研討》等,此中有多部著作獲國家級獎項。

(作者系中國教導科學研討院研討員,中國處所教導史志研討會學校史志分會理事長,中國處所教導史志研討會副會長,中國陶行知研討會副秘書長,《教導史研討》編委會副主任,主編《20世紀中國教導家畫傳》。)

 

責任編輯:姚遠